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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安机关未制作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未告知邹某和被害人
（二）一审认定“邹某出资购买SX公司、是SX公司股东” 的证据不足
（四）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邹某开发、运营telegram的中文版下载的网站是什么交易平台，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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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二审承办法官多次催促我们交辩护词。当听到这个消息后，内心感觉案件可能会不开庭审理，而不开庭审理的结果大概率是维持原判。而此时我们真实的想法就是促使开庭审理，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和努力，具体如下：
1.向两名证人调查取证，制作谈话笔录，并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2.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四名关键证人出庭作证；
3.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审计报告所依据的鉴定材料、检测报告、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和会计账簿、telegram的中文版下载的网站是什么交易平台后台交易数据；
除此之外，还提交了诸多新证据（17组，44份）。
以上诸多申请和新证据提交后，法庭仍然没有决定开庭审理。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听取辩护人意见，既然是听取意见，我们提出要求当面听取。经过争取，法官助理通知称承办法官在法院当面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于是，我们认真准备，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新证据、各种申请等方面全面表达了意见，耗时三个多小时。承办法官认真听取，法官助理耐心记录。
时隔半个月后，法官助理电话通知本案开庭审理。
为了保障庭审效果，连续数日加班至深夜。开庭审理时，从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又充分发表了意见，合议庭全程没有任何打断。
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邹某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张世金律师担任其被判集资诈骗罪一案二审阶段的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诉讼。
虽然辩护人在庭前向合议庭提交了一份辩护词，但是二审期间辩护人以及邹某家属向合议庭提交了17组、44份新证据。基于此，在原辩护词基础上进行了修订，部分内容存在调整，请以该份辩护纸飞机的官网地址词为准。
现结合二审庭审邹某的陈述以及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情况，整理出邹某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核心辩护要点，以供二审合议庭审阅。
第一部分：程序层面，本案侦查、一审审判程序存在多处违法，严重影响邹某的诉讼权利以及案件的实体裁判。
1. 一审法院开庭前未依法传唤邹某。
2. 侦查人员询问崔某、王某某存在时空交错，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内不同地点询问不同集资参与人。
3. 侦查人员询问被害人和证人并制作笔录时，没有经被害人和证人核对确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4. 公安机关未制作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未告知邹某和集资参与人。
5.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超出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且无检察院变更起诉的相关文书。
6. 一审法院未对辩护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任何回应，也没有进行审查和核实。
第二部分：形式层面，本案一审判决书记载的查明事实存在明显书写错误，极不严谨，应当依法予以改正。
1. 经审理查明部分“2027年7月，被告人邹某等人向他人购得SX数据科技有限公司。”，“2027年7月”明显违背事实，应改为“2017年7月”。
2. 经审理查明部分“2018年12月20日，姚某某以系统升级为由，停止支付利息，后逃匿”，“2018年12月20日”与在案证据查证的事实不符，应改为“2017年12月20日”telegram官网的下载网址怎么找。
第三部分：实体层面，一审判决认定邹某涉案的两个阶段均构成集资诈骗罪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
1.关于第一阶段
一审判决认定邹某出资购买SX公司，是SX公司股东、负责人的证据严重不足，邹某与姚某某等人事先共谋运营SX公司的证据严重不足，一审判决所列涉及第一阶段的证据，在证据资格和证明能力上存在诸多不足，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不足以认定邹某与姚某某共同实施集资诈骗犯罪活动。
客观上，邹某仅为SX公司提供银河链技术服务，不知SX公司买玉送积分返现项目的虚假性，没有实施欺诈行为，客户购买银河链没有陷入错误认识；主观上，邹某所获姚某某115万元净流入是技术服务费，未获得SX公司推介卖玉的提成，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2.关于第二阶段
客观上，邹某没有以“SX公司”名义宣传MK平台，MK平台客观存在且正常运营，邹某没有实施欺诈行为；MK平台投资人对于出资用途具有清楚认知，未陷入错误认识；MK平台投资人均获得银河链和平台币，后台数据显示平台支持币币交易和法币交易，部分平台用户正常盈利，未遭受损失。
主观上，邹某收取的投资款均用于MK平台的开发和运营，包括支付满某某平台开发费用100个以太坊，支付WY公司、钱某、满某某用以运营、维护MK平台费用100余万，未携款逃匿，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3.关于集资数额的认定
一审法院依据QF会计师事务所和ZC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集资数额存在错误，其中，第一阶段龚某某、查某某、曹某某、代某、高某、任某某、陈某7人的集资款或缺少证据，或与案无关，不能计数涉案数额；第二阶段牛某某、任某某、佟某、黄某某、成某某5人的部分集资款，朱某某、范某某的全部集资款，与案件无关，不应计入涉案数额。
（一）一审法院开庭前未依法传唤邹某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 开庭审理前，人民法院应当进行下列工作：（五）开庭三日以前将传唤当事人的传票和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出庭的通知书送达；通知有关人员出庭，也可以采取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等能够确认对方收悉的方式；对被害人人数众多的涉众型犯罪案件，可以通过互联网公布相关文书，通知有关人员出庭；”
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可知，刑事案件开庭3日前人民法院应当传唤当事人，并将开庭传票送达当事人。一审法院于2022年2月23日、2022年3月2日、2022年7月13日、2022年9月7日先后4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但均未依法传唤告知邹某。虽然邹某一审开庭前被羁押于看守所，但并不妨碍其获取被告知开庭具体时间的权利，不能因为其已经被关押在看守所，法院的法警会在开庭当日将其带到法庭接受审判，因而认为没有必要传唤或者提前三日向邹某送达传票，《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开庭3日前应当传唤的当事人中不包含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即不能先入为主的作出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解释。
同时，2015年9月30日《人民法院报》刊登的名为“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中‘传唤当事人’的规定”的文章中强调，无论是从恪守现有法律规定还是从保障被告人有效行使辩护权等角度考量，都应当传唤被羁押的被告人并依法在开庭三日以前向其送达传票。理由有二：“首先，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被告人当然属于“当事人”，而传唤当事人以及开庭前三日向当事人送达传票则是我国法律明确要求的，因而传唤具有当事人身份的在押被告人并向其送达传票是立法的应有之意。至于有论者所持的该项立法的原意在于保证未被羁押的被告人到庭的观点，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作为人权保障法，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立法者明确作出解释，否则司法机关不能擅自作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其次，那种认为在押被告人随时都在为出庭受审做准备，因此无需提前三日送达传票的观点，更是经不起推敲，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有效行使辩护权。这是因为，在我国，刑事被告人羁押率较高而委托辩护率较低，且大部分被告人从被提起公诉到接受审判的时间间隔都较长，在漫长的等待中被告人很难集中精力准备辩护。只有在接到传票，了解开庭日期后，被告人才能真正着手准备应诉答辩事宜。因此，如果不事先送达传票，被告人在被法警突然带到法庭接受审判时，其面临的不利风险不亚于饱受诟病的“伏击审判”，有效辩护更无从谈起。”
故，在法律、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开庭3日前传唤当事人应当包括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因此，一审法院四次公开开庭均未依法传唤邹某违反法律规定，且剥夺了邹某提前准备应诉的权利。
（二）侦查人员询问崔某、王某某存在时空交错，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内不同地点询问不同集资参与人
侦查人员对本案被害人、证人进行询问的笔录，辩护人查阅到8份询问笔录没有记载侦查人员提示被害人、证人进行核对，无法确保被害人、证人核对确认笔录内容。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性规定》第206、212条之规定，询问笔录应当交被害人校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证人证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二）书面证言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的”，第九十二条“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参照适用本节的有关规定”。因此，相关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具体列明如下：
1.成某某2021年6月25日询问笔录，“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答：没有。问：以上说的是否属实？答：属实。”，然后内容是“以上笔录我已看过，属实，如我所说相符”以及成某某签名，并无校对过程。
需注意：一般正常的校对情况，侦查人员会问“以上笔录请你仔细阅看，如果记录有误请指出来，我们即给予更正。请你确认记录无误后再在笔录上逐页签名”。
3.满某某2021年4月20日询问笔录，“问：有没有补充的？答：没有。问：以上说的是否属实？答：属实。”，然后内容是“以上笔录我已看过，与我所说相符”以及满某某签名，并无校对过程。
5.欧某某2021年3月9日询问笔录，“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答：没有了。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答：属实。”，然后内容是“telegram官方的下载地方在哪以上笔录我已看过，是属实，与我所说相符”以及欧某某签名，并无无校对过程。
7.罗某某2021年3月30日询问笔录，“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答：SX公司有四大股东，现在只有姚某某和邹某被抓了。我希望能追究段某某和贾某某的责任。问：你以上说的是否属实？答：属实。”，然后内容是“以上笔录我已看过，与我所说相符”以及罗某某签名，并无校对过程。
8.蔡某某2021年3月30日询问笔录，“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答：SX公司有四大股东，我听说姚某某被抓了。我们投资都是被贾某某和段某某忽悠的，我希望能把贾某某和段某某抓到。问：你以上说的是否属实？答：属实。”，然后内容是“以上笔录我已看过，与我所说相符”以及蔡某某签名，并无校对过程。
（四）公安机关未制作鉴定聘请书，鉴定意见未告知邹某和集资参与人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8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需要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制作鉴定聘请书。”，《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八条“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五）鉴定程序违反规定的”。
在案证据中的鉴定意见共有5份，其中QF会计师事务所2019年11月27日出具的《SX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非吸金额及涉案资金去向专项审计报告》，出庭检察员虽出具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的鉴定聘请书，但结合QF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补充说明以及专项审计报告的内容可知，公安机关委托时间是2019年7月29日，故存在公安机关尚未出具委托手续，QF会计师事务所便先行鉴定的情况，系鉴定程序违法。即使按照检察员出示的2019年11月5日鉴定聘请书，鉴定聘请时间也相互矛盾。同时鉴定聘请书约定2019年11月8日前交付审计报告，但该份鉴定意见实际交付时间为2019年11月27日，鉴定时间延长，且在案卷宗中无申请延长鉴定时间的原因，系鉴定程序不合规定。
ZC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有4份，结合在案卷宗材料，存在公安机关未制作鉴定聘请书，以及未将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情形，剥夺了邹某和集资参与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系程序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其中，ZC会计师事务所2021年6月25日出具《关于SX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会计鉴定意见书》，无鉴定意见通知书；2022年5月9日出具《关于SX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补充会计鉴定意见书》，无委托聘请手续和鉴定意见通知书。
（六）一审法院未对辩护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任何回应，也没有进行审查和核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审查、核实、认定证据。”，第三百条“裁判文书应当写明裁判依据，阐释裁判理由，反映控辩双方的意见并说明采纳或者不予采纳的理由”。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四十五条“经过控辩双方质证的证据，法庭应当结合控辩双方质证意见，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印证联系、证据自身的真实性程度等方面，综合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上述司法解释表明，人民法院对于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负有审查、核实、认定的职责，在综合判断证据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的情况下，对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列明，相应的，对于举证、质证后不采纳的证据必然也需要法院予以说明，并在裁判文书中记载。
一审期间邹某的辩护人于2022年6月9日向法院提交两份证据，分别是WY科技有限公司存款明细和钱某支付宝流水截图，在2022年7月13日第三次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控辩双方对上述两份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然而，一审法院未对两份证据的采纳或不采纳情况予以说明，判决书中也没有关于2份证据举证、质证情况的记载，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的审判人员负有依法审查、核实证据的职责相悖。需要强调的是，一审辩护人在2022年3月2日第二次开庭期间向法院提交的9份证据，刑事判决书均予以了回应，如“上述辩护人提供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除1、5、8外，其他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5、8，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部分，其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由此可知，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程序违法，判决书的形式也不符合规范要求。出庭检察员回应上述两份证据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经过举证质证，所以一审判决没有不当，但并未正面回应辩护人关于一审法院判决不符合规范的意见。
二审庭审期间出庭检察员对于辩护人指出上述两处明显错误，予以认可，请二审法院依法进行更正。
（3）姚某某诉邹某民间借贷一审庭审视频证明邹某未出资购买SX公司
二审期间辩护人提交给法院的姚某某诉邹某民间借贷一审庭审视频，经过举证质证，视频中法官向原告姚某某发问并被记录在庭审笔录中，“法官问：被告（邹某）有没有在SX任过职？姚某某：没有。法官问：原告你和被告邹某是什么关系？姚某某：就是老乡关系。”，上述庭审视频内容发生在姚某某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前，所述内容更接近客观事实，故姚某某所述内容可以证明邹某未出资购买SX公司。
D.姚某某诉邹某民间借贷一审庭审视频证明姚某某翻供内容不真实，邹某不是SX公司股东
二审期间辩护人提交给法院的姚某某诉邹某民间借贷一审庭审视频，视频中法官向原告姚某某发问并被记录在庭审笔录中，“法官问：被告（邹某）有没有在SX任过职？姚某某：没有。法官问：原告你和被告邹某是什么关系？姚某某：就是老乡关系。”，该案的庭审发生在本案案发前，姚某某尚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所述邹某不是SX公司股东的陈述最接近真实情况，亦可表明姚某某翻供邹某是SX公司股东的供述不真实。
二审期间许某某提交给二审法院的2022年2月18日许某某与成某某的微信语音通话录音，其中成某某明确说“公安让找10个人作证可以定股东”“邹某这个怎么能算股东”，该录音内容可以证明成某某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内容不真实，邹某不是SX公司股东。
⑤满某某的证言表明邹某未以SX公司股东或负责人身份对外宣传
2023年6月14日，辩护人与满某某进行谈话并依法制作谈话笔录，作为二审新证据已经提交给贵院，谈话期间满某某陈述邹某没有以SX公司股东或负责人身份与其合作，委托的工作也均是以个人身份，同时邹某告知满某某其和SX公司是业务合作关系。由于满某某为邹某开发银河链软件，该期间是SX公司正常运营阶段，所以满某某证言能够反应彼时的真实情况，即邹某未以SX公司股东或负责人身份对外宣传、交往，亦可印证上述人员证言的虚假性。
二审期间先后两次向二审法院提交许某某与成某某的通话录音，分别是2022年2月18日、2023年5月7日2次通话录音共计7段，2次通话录音需要注意的是，成某某在通话过程中5次强调邹某没有骗投资人，投资人也没有在接受询问时陈述邹某欺骗投资人，表明邹某并未对成某某实施欺诈行为，成某某也没有陷入错误认识，具体录音的文字内容整理如下：
第一段录音：
①时间：9:26——9:29
成某某：我现在就得跟你讲一个字，我自己没有讲邹某一个骗字，就这么一句话。
②时间：9:39—9:43
成某某：你说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上面写说有我说他骗什么东西。
第二段录音：
③时间：0:51—0:58
成某某：你怎么会认为我们都讲他骗钱，谁说的呢？我们所有的人什么时候说他骗钱了呢？
④时间：1:06——1:16
成某某：我跟你讲，你不要认为我们都会害他说他骗钱，我们从来没说这个话，你知道吧.
⑤时间：7:08-7:11
成某某：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我从来也没有说他骗这个字，你知道吧
并且根据MK平台运维人员钱某和满某某的证言可知，确有部分投资人在MK平台上获利，即投资人并未遭受损失，如钱某证言“平台当时用户能提现，平台就一直亏，平台没有赚钱，有人提的是平台的telegram的中文版下载的网站是什么”，满某某证言“软件做的不是很成熟，平台被用户“薅羊毛”了…….从数据上体现的结果显示，平台上的用户是赚钱的。”
同时，钱某证言称自其2018年3月入职WY公司以来，WY公司的业务只有运营、维护MK平台一项，邹某当庭陈述WY公司是专门服务银河链的平台，满某某证言“这个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开发与维护他的MK平台”，即表明WY公司除服务MK平台外没有其他业务。“ZC会计师事务所关于SX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会计鉴定意见书”审计结论显示，邹某卡号账户2018年3月起向WY公司账户共计转款990000元。结合邹某亲属从钱某处获取的WY公司对公账户银行流水，以及邹某转账钱某记录，显示邹某支付宝账户于2018年6月17日、2018年9月14日转钱某支付宝账户合计9万元，邹某银行卡自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转入WY公司对公账户合计99万元，满某某证言称邹某向WY公司投入大几十万资金，均可印证WY公司和钱某共计收取邹某100余万转账的事实。并且WY公司对外转账流水注明，WY公司资金用于人员工资、MK平台运营等支出。由此可知，WY公司系真实存在且持续只为MK平台提供服务的公司，而邹某向WY公司和钱某转账100余万元占投资款的绝大部分，加之平台前期开发费用，已经超出一审判决认定的第二阶段集资款，因此客观上邹某无法也不能非法占有投资人款项。。
（5）陈某第一阶段转款邹某4笔款项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3月1日10万元，2017年4月1日99000元，2017年6月7日1万元，2017年6月7日99000元，转款时间均2017年8月姚某某成为SX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前，彼时SX公司尚未运转，且4笔转款也不在QF会计师事务所第一阶段审计时间2017年8月——2018年12月的范围内，不应记入第一阶段投资额。
5.二审庭审期间邹某多次陈述并提供线索，成某某的30万元是用于委托邹某开发贵琴链的定金，佟某的30万元是用于委托邹某开发五幅链的定金，黄某某的15万元是委托开发马来链的定金，上述三笔款项与本案MK平台无关，应当从第二阶段集资数额中予以扣除。
6.辩护人二审提交给法院的邹某微信转款成某某账户凭证显示，第二阶段邹某微信账户转款成某某16笔，共计47944元需要从第二阶段成某某投资额中扣除。
顺颂
公祺！
